英国《金融时报》2008年6月25日消息，亚洲一直试图让“三元悖论”成为可能的证据比比皆是，无论是核心通胀率的上升、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，还是亚洲持续处于低位的汇率水平和居高不下的贸易顺差。国际清算银行(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)副总经理赫维-汉努恩(Hervé Hannoun)去年在一篇论文中提出：“过去10至15年，多数亚洲国家的实际汇率都在贬值，这实在不可思议。”
但是，随着美联储(Federal Reserve)大幅降息，“三元”之间的紧张局势得以加剧。美国的低利率促进了资本流向亚洲，对汇率构成上行压力。结果在应对通胀方面，通常重视不让货币局势恶化的亚洲央行不够积极。实际上，它们从美国进口了宽松的货币环境。
瑞银(UBS)表示，在不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，平均实际利率——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——已经为-1.7%，远低于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水平。随着油价向每桶140美元攀升，能源进口国的通胀率也急剧上升。瑞银经济学家邓肯-伍尔德里奇(Duncan Woolbridge)警告说，“政策收紧的失败应意味着，目前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转变成一场持久的通胀”。
鉴于亚洲过去10年的成功及其对稳定的汇率的依赖，其沉默的货币政策回应情有可原。但是，随之而来的通胀率的上升——这个问题本身就需要解决——同样会带来严重的预算和政治难题。
在财政方面，由于亚洲的石油产量已降至进口量的三分之一，能源补贴将使各国财政趋于紧张。中国也许有足够的财力，可以不紧急削减燃料补贴——就政治意愿而言，在8月北京奥运召开之际，中国也不愿冒社会动荡的风险。然而，在财政收支方面，也仅有中国能有此财力。过去一个月，有7个亚洲国家的财政部提高了燃油零售价格，其中，马来西亚采取了可以说是最为大胆的举措，提价幅度达到40%。
政客们也未能免受波及。四面楚歌的韩国总统李明博(Lee Myung-bak)两周前将此次“资源危机”比作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。在马来西亚，执政联盟在今年的大选中因严峻的种族对立局势而大伤元气。印度和印尼政府都在为来年直面对通胀尤其敏感的选民做准备。除了加息，两国政府最近都采取了一些象征性姿态，例如呼吁政府部长减少出行以节约燃料。
在其它地区，通胀率约为20%的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都爆发了暴动。在尼泊尔，在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油价上涨的同时，反政府势力也在试图成立一个联合政府。
通过削减燃料补贴，亚洲各国政府正在听从国际社会的建议，将能源和食品的实际成本转嫁给消费者，从而抑制需求。然而，这类政策的实施具有难度，特别是在那些没有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、因而将价格管制作为补偿穷人的替代措施的国家。各央行都在升息，虽然幅度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。
对央行官员而言，对通胀的任何处置不当，都可能损害他们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重建的信誉。亚洲开发银行(Asian Development Bank)首席经济学家艾弗兹-阿里(Ifzal Ali)说道：“难以维系的明补和暗补造成的被压抑的通货膨胀已全面凸现，解决这个问题刻不容缓。”
“大多数央行和政府都非常清楚其中的利弊，也知道怎样做才是正确的，”他补充道。“问题在于，忍耐短期痛苦所付出的政治代价非常高昂。”
但根据三元悖论，任何选择都不容易。事实上，亚洲通胀率上升的后果之一，就是削弱汇率稳定的基础。亚洲商品价格将会上升，这与汇率提升对亚洲经济体和出口前景的影响将完全一致。
因此亚洲面临的风险是，它正在进入下一轮经济动荡的前夜。若没有足够的政策回应，为维持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而忍受的持续通胀，日后可能会迫使各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，进而引发亚洲地区在过去10年所竭力回避的经济不稳定。
共产党执政的越南一直在大幅升息——两周前将利率上调2个百分点，至14%的亚洲最高水平——但鉴于其通胀率已高达25%，越南控制通胀的失败表明，它正“承受典型的不当政策组合引起的资本外逃的后果，”法国兴业银行(Société Générale)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马博文(Glenn Maguire)表示。
对世界其它地区而言，潜在后果同样令人担忧。虽然在高通胀降低了亚洲地区竞争力的世界中，贸易失衡会缓解，但这也会增加美国及欧洲的价格压力，进一步挤压已经缩水的实际收入水平。
那正是警告声音比以往都更为响亮的原因。正如摩根士丹利亚洲(Morgan Stanley Asia)董事长斯蒂芬-罗奇(Stephen Roach)两周前为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撰稿时所写的那样，目前的风险是出现新一轮全球滞胀(经济停滞与高通胀并存)，而这一次是“亚洲制造”。
来源：中国经济网
